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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中国古代雕塑的历史几乎是一部宗教与皇权的雕塑史。中国雕塑家历来只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匠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雕塑成了宣扬殖民统治的手段，1890年立于上海的《巴夏礼铜像》就是佐证。上个世纪20年代，以刘开渠为代表的雕塑家们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树立起中国人民自己的纪念碑雕塑，《伍廷芳像》、《孙中山像》、《一二八淞沪战争纪念碑》等是这时期的代表作。解放后又经过朴素的现实主义阶段，文革政治偶像阶段，和改革开放多元发展阶段，今天是反思与重建阶段。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雕塑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百姓审美情操的展现，更是先进文化的标记与载体，人民精神生活的指南。
朱同：在价值取向多元，西方意识形态涌进的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吴为山：你提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城市雕塑必须倡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时代风格。所谓中国精神是中国人勤劳、朴实的创造精神，自主自强的独立精神，崇德尚礼的文化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博大精神。所谓中国气派是大国风范的泱泱气度。这一点从不同艺术发展历史阶段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秦俑恢宏的阵势、汉刻非凡的意向、唐塑雄浑的造型，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造型智慧，是民族大气象，它一旦与“有容乃大”的胸怀相契合，则形成一种撼人心魂的气派。时代风格的创造则是中国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标志。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摆脱愚昧与封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体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精神的展现。随着历史进步、社会发展，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文化心态将从悠久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中铸造出时代精神，这是时代风格的魂之所在。
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把个人灵感和艺术家的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艺术家应当紧密地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呼唤、共命运；应当自觉地将个人的艺术才华融入到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洪流中，在贴近生活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繁荣。一个有文化自觉性的艺术家，应该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寻找创新的动力，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使城市雕塑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
朱同：您认为，雕塑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现实、表现生活，从历史的角度讲，它还凝固了个人记忆、民族记忆、情感记忆和时代记忆。奥地利沃尔道夫的《维纳斯》、中国红山文化的女人体雕塑，均以夸张和直接的表达方式诉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殖崇拜心理；希腊米洛斯的《维纳斯》和四川大足石窟的供养女，则分别在神话与宗教题材之外表现了理想美。而作为公共性很强的现代城市雕塑艺术，则不尽按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时代审美以及公共意识。更具体一些，可以讲是当代领导者的意愿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吴为山：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称之为城市雕塑的公共艺术，其本质是政府决策、人民意愿与艺术创作的结合体。它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和艺术水准。艺术家创作的空间、发挥的余地是如何在既定的题材、特定的空间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下，最有效地体现艺术的智慧和创新，熔铸内容与形式，创造出标领时代的作品。因此，城市雕塑不仅是历史的艺术，也是时代的艺术，更是未来的艺术。它的经典价值、精英价值、普世价值、当代价值，以及它的影响力、感召力和文化传播力，较之其他任何一门视觉、空间艺术均具有等同意义。城市雕塑也是我们研究古代、现代、当代，研究文艺思潮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巨大变化，思想解放、经济发展、价值多元、艺术繁荣，城市文化进程加速，各种社会文化形态的相互激荡，城市雕塑的内涵愈来愈丰富，也愈来愈受关注，其承载的使命也愈来愈重。所以，系统地分析历史，应是当今“城雕热”不断升温的情形下所必须的科学态度。
朱同： 为保持城市雕塑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中国雕塑界必须注意哪几个方面问题？
吴为山：其一，必须建立科学创新的城市文化管理机制，形成城市管理者、艺术指导机构、艺术家三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其二，进一步调整雕塑人才队伍结构，建立由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建筑师、雕塑家、设计家、理论家、工匠等多学科专家有机融合的城市雕塑队伍；其三，建设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雕塑理论，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在文化定位、空间规划、时间安排、科技创新、工程实施以及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等方面加强研究，使城市雕塑适应并引领城市文化的建设。
当代中国城市雕塑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度，向国际社会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展示着中国的文化魅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标志。西方城市雕塑一统天下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以强大的自信心为历史立碑，为时代造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