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面对的1949年

    中国人认为60年为一个甲子，国外评论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现代中国的一切，是从60年前开始的，1949年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起点，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样子，每个中国人的家庭，无论身在何处，你的家族都会有一个无可回避的1949年的故事。而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史，视觉艺术有独特的视角和优势，1949年作为一个观察点，以此来描述此时和以后美术界的状态和延展，是一个必然的切入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之，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江丰、莫朴、王朝闻、彦涵等相继进入北平，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前往看望。2月15日，国立北平艺专被新政权接管。几天后，学校把近两年来的教员作品陈列展览并举行座谈会，徐悲鸿说：“请老区的同志看看。”又过几天，解放区的美术展览也在北平艺专礼堂举办，艾中信后来撰文说：“这里没有巨幅的作品，但是这里有强烈的艺术力量，这个展览震动了整个北平艺术界，以致人心惶惶，觉得自己太不行了。”

    当时构成艺术界的人大概有三类：一类当然是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家；另一类主要是原艺术院校的美术家，即国统区画家；还有一类是陆续从国外选择回国的美术家。这些出身背景、艺术趣味、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人如何共处与合作，成为建国初期画坛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独美术界如此，当时整个文艺界的状况也大致相似。从解放区来的人，心理上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是“解放者”，而国统区的人是“被解放者”。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矛盾，当时在教学中，从国外回来的人教基础课，从延安来的人教创作。

    事实上，随着解放军进入北平，中国画家们前所未有的失去了艺术市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评论家郎绍君说，包括齐白石在内的很多画家，不能卖画了，连生计都出现了困难。当时上海的画家在画檀香扇，天津的画家画书签、北平的画家画宫灯据以为生，而北平宣武门、和平门一带的城墙下，有个较大的旧货市场，启功曾在那里摆过地摊。当然他那时还很年轻。

    1949年11月，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筹备会，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毛泽东应徐悲鸿的请求，为“国立美术院”题写校名。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江丰任副院长，吴作人、王朝闻任正、副教务长。

    1949年8月，以“革新国画”为宗旨的北平“新国画研究会”由国立艺专、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等几个团体的国画家联合而成立，后又于1952年改名为“北平中国画研究会”，齐白石、何香凝、叶恭绰任名誉会长，陈半丁任会长。

    对于画家们来说，至为关心的当然是还能不能画画的问题。在新旧政权之间，他们似乎轻易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绝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大陆(只有三个画家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所谓“渡海三家”，即张大千、黄君璧、溥心畲)。如何善待他们，当然也是新政权面临的课题之一。在民国时期就已有画名的齐白石，1949年已到了生命的晚年，新中国给予他的种种礼遇，是他本人和美术界没有料到的。据画家、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介绍，为了解决画家们的种种问题，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的陈半丁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叶恭绰一起提出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议案，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6年6月1日，国务院通过决议，提出为培养中国画画家而设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决议规定画院不仅吸收学理水平较高的画家，而且还吸收虽然学理水平不高但手艺高的人。老画家不必在画院工作，可以在家里进行创作，采用带徒弟的方法教学。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为名誉院长，叶恭绰为院长，周恩来等到会致词。

    1953年6月，北京又成立了“中国绘画研究所”，次年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黄宾虹为第一任所长，王朝闻为副所长，即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研究所将当时国内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如贺天健、王逊、邓以蜇、潘天寿、傅抱石、蒋兆和、李可染等26人聘为研究员，对画坛当然是个鼓舞。

    1954年，北京“和平画店”开张，为那些从1949年以来还没有正式工作的国画家开辟了一条谋生之路，也为北京绘画的对外交流增加了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