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大绿，亦绮亦庄，神与腕合，古翥今翔，挥毫端之郁勃，接烟树之微茫，僧繇笑倒，杨癉心降，是之谓海粟之狂!”　　这是1979年刘海粟自题《江山如此多娇图》的一段画语。此图画青山白云、红树茅屋，章法上一层坡、二层树、三层山，纯为传统的格局，但画法以泼墨泼彩为之，山峰与云气、云气与树影，互相撞击、扭结、融会、隐现、升降、起伏……动之以旋，气势非凡，确乎是可以令“僧繇笑倒，杨升心降”的。所谓“狂”，作为刘海粟的基本艺术性格，主要是指其气势的猛烈、超出常度而言。确实，刘海粟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画家，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画家，他的艺术血脉中，所奔腾着的是“破坏”的血液，同时也就是创造的血液。在当代中国画坛，刘海粟是一位伟大的“破坏”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创造者。尽管就艺术天赋而论，就艺术的格调品位而论，他比之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等均有所逊色，但是，他敢于狂肆地去“破坏”、去创造的精神，却是其他任何画家所不可企及的。

　　事实上，除《江山多此多娇图》之外，类似“海粟之狂”之类的题跋，在刘海粟的作品上是屡见不鲜的，略举数例如：

　　“素描写出家国悲，泼墨狂扫风云壮!”(1943年自题《英雄落魄图》)

　　“泼墨狂扫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1969年自题《风雨图》)

　　“乘兴泼墨泼彩，神韵无毫差；视余豪气犹昔，他日未易量也!”(1975年自题《设色云山图》)

　　“画黄山天海，自成变态，用笔设色，气韵标致，辄自奔放，不为世俗之心所怵，可尚也。”(1976年自题《天海滴翠图》)

　　“我画的红梅很多，画这两枝梅花，讲章法，讲不出特别的章法来；作对轴线的交错，直幅的画面，章法比较不同的是以前古人没有这样画梅花的。突出一个“狂”字，梅花的神似与花的层次。”(1978年在中国美术馆演讲《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

　　“掷笔卷波涛，长啸迎天风!”(1982年自题《海门莲花峰图》)

　　“乘兴写红梅，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也。”(1984年自题《金笺红梅图》)

　　“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亦不能说胸无成竹，因其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刘海粟画竹，确胸无成竹，浓淡疏密，随手写去，笔墨在意象之外，气味又在笔墨之外。此非刘海粟之狂言也，乃神会耳!”(自题《墨竹》)等等不一而足。

　　这种旨在突出一个“狂”字的创作，完全是感性型的，而不是理性型的。刘海粟一贯主张，艺术不可拿理智去分析，“制作艺术应当不受别人的支配，不受自然的限制，不受理智的束缚，不受金钱的役使；而应该是超越一切，表现画家自己的人格、个性、生命，这就是有生命的艺术，是艺术之花，也是生命之花”。画家当作画之际，本着自己炽烈的情感去表现自己所感觉到的自然对象，顺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随笔写出，便是成功的艺术。“若还拿理智来分析研究，那必使艺术变作技巧化，将艺术的价值、艺术的趣味降低或者根本推翻”(1923年《艺术是生命的表现》)。他曾多次现身说法，说自己常常会在看到一种自然界瞬息的流动线、强烈的色彩的时候，被激动得体内的热血像要喷出来，有时就顷刻间用色彩或线条把它写出来，写好之后，觉得无比快活，但自己却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画的。相反，有时很精心地想制作一张画，很认真地去找对象，结果反而失败。因此而理解到“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地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同上)。这种感觉型的创作习惯，一直到其晚年仍相沿不改。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深受其害的刘海粟心情万分激动，精神更加振奋，在上海复兴中路的工作室中处于创作的激狂之中，画了将近四个月时间，有时一天就创作三四幅巨画，黄海、匡庐、急流、险峰、紫藤、红梅、白凤、大鹏、荷花、葡萄……往往每幅画都要经过四五次的泼墨泼彩。每当把一幅画完成后，题上诗跋，时而狂草，时而行楷，张挂起来，自己先大声呼叫：“好!太好了!好极!”得意忘形，狂态可掬，以至屡次叫家人和许多老朋友、学生一起来欣赏其正在进行中的作品。在这前后又经常走出画室，当众挥毫，观者如堵!略举数例如：

　　西郊公园写生，观者如堵，驰毫骤墨画熊猫，一挥而就，憨态可掬。坡公云：‘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个中人许道只字。(1975年自题《熊猫图》)

　　刘海粟至南翔写生，观者如堵，泼墨画芭蕉，风落雷转，一挥而成。坡公云：‘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个中人许道只字。(1975年自题《绿天岐秀》)

　　‘四人帮’粉碎后，在举国欢腾的时候，……我同一家人和许多学生一起到西郊公园画荷花。池塘里一片荷花，红莲翠叶在和风欢舞，我兴奋极了，立刻架起画板，用五尺宣纸，先泼墨画荷叶，又泼彩覆以石绿，用朱砂画荷花，以石青、朱砂、石黄等各种颜色画了一对鸳鸯，又以重赭画茎和莲蓬。(1980年《诗书画漫谈》)

　　按“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是苏轼对吴道子画品的评语。据画史记载，吴道子神假天造，英灵不穷，号称“画圣”，其画风皆须意气而成。尝观裴舞剑，以助挥毫，舞毕奋笔俄顷，有若神助；又尝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竟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万口喧呼，惊动坊邑。其气魄之大，自非一般的画家所能望其涯縵。

　　不过，从宋代以后，伴随着文人画思潮的沛然涌起，这种豪放博大的画风日渐萎缩。苏轼将吴道子与王维作了比较：“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烟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所以，“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鍉无间言。”(《凤翔八观》)至邓椿《画继》，又将吴道子与李公麟作了比较：“画之六法，难于兼全，独唐吴道子、本朝李伯时始能兼之耳。然吴笔豪放，不限长壁大轴，出奇无穷。伯时痛自裁损，只于澄心纸上运奇布巧，未见其大手笔。非不能也，盖实矫之，恐其或近众工之事。”(《论远》)

　　李公麟要矫正吴道子的画风，对吴当众挥毫、万口喧呼的情景，他并不羡慕，更无心仿效，他所追求的不再是激烈动荡的境界，而是平心静气的境界，因此而需要独处默照、静以求之。这种境界，也为嗣后的文人画家所普遍追求，从而导致了传统绘画阳刚之气的凋蔽，阴柔之美的弥漫。毫无疑问，阴柔美自有其沉静、内敛、文秀、冲淡的韵致，但积文积弱的结果，不免沦为萎靡不振。从这一意义上，“海粟之狂”对于当代中国画的重新崛起，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

　　所谓“海粟之狂”，不仅是指其艺品而言，同时也是指其人品而言。这并不奇怪，中国画向来讲求艺品与人品的统一；而根据刘海粟的观点，艺术更应该是画家个体生命情感的坦露，所以，观其画如见其人，而知其人又反过来有助于我们识其画。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悲则大悲，喜则大喜，情动于中，形发于外。

　　1914年，刘海粟看到石涛和塞尚的作品，“不觉就狂叫惊绝，认为他们的伟大不是无因的；他俩各自创造各人的世界，各人放射各自的光芒，不仅是艺术界的先觉者，分明是人类思想界的巨人”(《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

　　1924年，上海美专教务长吴新吾去世，刘海粟骤获噩电，“不觉号啕狂呼，家人四集，皆诧骇无所措，余失知觉，顿足暴跳者半日。……余与济远即赴常(州)，……车行后，济远与亚尘相对饮泣，余则连声狂呼曰：‘梦耶!其信然耶!其电之误传耶!真耶!则吾兄之盛德而不永其年，而如是其惨死乎?或未可以为信也。’一路狂呼，见人即告，群目为疯人焉”(《哀新吾先生》)。

　　1925年，阅俞寄凡著《人体美之研究》，“披览一过，实得我心，为之狂喜”(《人体之研究·序》)。

　　1972年，获悉周颖南“决定最近期回国观光，一切面谈云，闻之狂喜”(《致周颖南函》)。

　　1980年，七上黄山，“站在罗汉盂钵两峰对面，饮过一杯清泉，几缕红光掠过山肩，唤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1954年在始信峰上远眺，一抹丹霞投射在一排远峰顶尖，迅速把山头染得通红，仿佛是红玉刻成的宝塔，朝天椒、盂钵、竹笋……光焰刺目。我被这从未见过的风光所攫住，狂喜得大声叫绝，为之顿足，为之抚掌，真是人间绝景!”(《黄山谈艺录》)

　　……以这样的性格去作画，又怎能不是“海粟之狂”呢?

　　对于中外美术史的研究，刘海粟所特别推崇的，也是那些富于破坏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容易激动而偏重意气的画家。中国的吴道子、徐渭、石涛等自不在话下；对于西方画家，他最为心仪凡高，并热情洋溢地称之为“狂的天才”：

　　“凡高是近代艺坛最伟大之画家，他是天纵之狂徒……因为那些传统的拘束的画法，他是不能受的。他只拿他独觉的心境，表现他那狂的天才!……他在灿烂闪烁的太阳下面，燃着了内心狂激的热焰，像风车一样转动他的画笔，令人观之虎虎有生气。这种飞跃而出之绘画，生命之泉也，其至高之情绪能使人奋发，能使人勇拔而慰藉，……狂热之凡高，以短促之时间，反抗传统之艺术，由黯淡而趋光辉，一扫千年颓废灰暗之画派，用其如火如荼之色彩，自己辟自己之途径，以表白其至洁之人格，以其强烈之意志与坚卓之情操，与日光争荣，真太阳之诗人也!其画多用粗野之线条和狂热之色彩，绯红之天空，极少彩霞巧云之幻变，碧翠之树林，亦无清溪澄澈之点缀，足以启发人道之大勇，提起忧郁之心灵，可惊可歌，正人生卑怯之良剂也!吾爱此艺术狂杰，吾敬此艺术叛徒!”(《艺术叛徒》)

　　这既是对凡高的赞辞，同时也是刘海粟的夫子自道。早在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举行成绩展览，陈列有人体习作，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观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刘海粟则以“狂的天才”砥柱中流，干脆以“艺术叛徒”自号自励，一如西方“野兽派”之先例。并公开宣布：

　　非性格伟大，决无伟大的人物，也无伟大的艺术家。一般专门迎合社会心理，造成自己做投机偶像的人，他们自己已经丧葬于阴郁污浊之中，哪里配谈艺术，哪里配谈思想?伟大的艺人，他是不想成功的，他所必要者就是伟大。他那伟大，不是俗人的虚荣，不是军阀的战胜，是一切时间上的破坏，而含有殉教的精神。奇苦异辱，不能桎梏他的生涯；贫困寂寞，时时锻炼他的性灵。虽然在悲歌之中，也能借其勇气而自振，他实在是创造时代之英雄，决不是传统习惯的牺牲者，更不是社会的奴隶，供人揄扬玩赏。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

　　现在这样丑恶的社会，浊臭的时代里，就缺少了这种艺术叛徒。我盼望朋友们，别失去了勇气，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什么主义的成功，都是造成虚幻之偶像，所以我们不要希望成功，能够破坏，能够对抗作战，就是我们的伟大!能够继续不断的多出几个叛徒，就是人类新生命不断的创造。

　　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将“狂”看作了艺术革命的一个标志：传统艺术的破坏，端赖于“狂”，时代艺术的创造，亦端赖于“狂”。

　　刘海粟是当代艺术革命运动的倡导者。早在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时，就提出宣言：“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极惨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而当时，刘海粟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嗣后，刘海粟鼓吹美术革命的各种“狂言”、“狂论”，时时见诸报端，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在当时，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树立美术学校的旗帜，发起美术革命的运动，实在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刘海粟和他的朋友们凭着良心和兴味，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振作着坚强不屈的精神做去，在颠沛困难中，有如逆水行舟，艰苦奋力地前进。尤其是在美术教学中创始使用人体模特儿，在“这样尊崇礼教的中国，衣冠禽兽装做道德家的社会里”，简直就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天动地之举。一时訾讼纷纭，群盲呶呶，视模特儿为洪水猛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海粟鼓其勇气，奋起反击，表现了冲决一切罗网的大无畏精神。

　　刘海粟特别欣赏石涛的一段话：

　　“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画语录·变化章第三》)

　　刘海粟认为，“石涛之创造精神，非他人所能及。观其作品及画论，超脱不凡，不泥古，不涉今，笔锋锐利，随感情所至。……此等精神，此等气概，确能冲决一切罗网，而戛戛独造焉!”然而，当有人问他：“尔所画者，莫非即其法乎?”他又明确表示：“不，不。吾画非学人，且无法，至吾之主义，则为艺术上之冲决罗网主义。吾将鼓吾勇气，以冲决古今中外艺术上之一切罗网，冲决虚荣之罗网，冲决物质役使之罗网，冲决各种主义之罗网，冲决各种派别之罗网，冲决新旧之罗网。将一切罗网冲决焉，吾始有吾之所有也。”(《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确乎有些“狂人”、“狂言”的味道。

　　基于这样的认识，回过头去看他那“海粟之狂”的绘画作风，那种无古无今、非中非外、激情喷薄、气势非凡的笔歌墨舞，诚如郭沫若题其一九二六年所创作的《九溪十八涧》所说：
　　“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
　　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
　　笑说吾道不孤了。”

1 2 3 [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