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火车站送他上火车，满怀忧虑。悲鸿多年来始终带病坚持工作，血压常常高达两百，我十分害怕高血压突然夺去他的生命，而他自己却从来不考虑这些。他站在硬席车厢的车门里，愉快地向我挥手，同行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悲鸿的学生梁玉龙同志和保卫干部孙洪绪同志。悲鸿退掉了软席，坚持和他们一起坐硬席卧铺。到达工程现场，悲鸿看到数十万民工直接参加这项建设，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在施工的各个阶段，涌现出无数劳动模范，他们的工作表现简直如同奇迹，令人难以想象，更激起了悲鸿的热情。他为劳动模范们画了很多肖像，还在工地画了很多速写。回到北京后，悲鸿便积极构思这幅描绘导沭整沂水利工程的画，打算将它画成规模宏大的巨幅油画，画成现代的《愚公移山》，但是，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这幅画没能画出来，成为永远的遗憾。”廖静文女士回忆说。   山东有悲鸿的学生和崇拜者

“悲鸿和山东是很有渊源的，在这里他有不少朋友和得意弟子。有一位孙长林先生非常崇拜悲鸿，他调到山东以后，创办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退休后，又担任了该学院的名誉院长，现在还在济南，其实在山东像孙长林这样的悲鸿崇拜者有很多。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故去了。现仍健在的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先生，是悲鸿的学生，王学仲酷爱美术，学习十分刻苦，悲鸿对他十分赞赏，尤其欣赏他的书法，王学仲在学校时不幸得了肺病，只好请假回山东老家休养。悲鸿一直牵挂着他，百忙之中亲自给他写信，让他静心养病，多吃大蒜，并告诉他病愈后一定回学校完成学业。悲鸿还让学校管理助学金的干部每月固定给王学仲寄去一部分钱，作为医疗费用。这些，给病中的王学仲很大的安慰与鼓励。后来，他身体康复，返回学校，完成了学业。”廖静文女士讲述道。在她的眼里，徐悲鸿是一个让人崇拜的人，“在悲鸿的身边工作，受到了很多教育。他生活上很节省，从不贪图享受。古今中外凡是他认为好的画都会收藏起来，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画得好的一些作品，也不会卖掉。”

 “悲鸿曾经到过泰山，‘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幅对联就是悲鸿集泰山经石峪的拓片而做的。这八个大字简练、明快、浑然天成，是他对待人生与艺术的宣言。当时的艺术界很混乱，有些画国画的画得很保守，有些人去过国外就热心宣扬西方野兽派、未来派、达达主义等形式主义的、脱离生活的艺术，又极力贬损中国优秀民族传统艺术。悲鸿觉得中国艺术应描写生活，他是提倡现实主义的。在那个时代反对他的人有很多，所以他就用这副对联来驳斥偏见，表示自己绝不与那些所谓文人、画家同流合污。”廖静文告诉记者，“要说他崇拜谁，那就是孔子。有一次我们闲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到印度去，印度人问他，您信什么教，他说，我信‘孔子教’。还有以前出国签护照填写宗教信仰时，他总是写‘孔子主义’。他曾画过多幅以孔子为题材的画，有一幅创作于1943年的《孔子讲学》，此次将到山东展出。”

 办画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带着悲鸿的作品去各地展览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样可以不断介绍他的作品、人格，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艺术思想和道德情操。”廖静文女士说道。

 徐悲鸿先生去世时，廖静文才30岁，给她留下了一双幼儿、大量的画作和所收藏的唐宋以来的名品佳作，她深感责任重大。在悲鸿去世的当天，她就宣布将1250幅徐悲鸿作品、10000多件藏品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当时不少好友劝她，应考虑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问题。但廖静文回答：“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我能据为己有吗?决不能!”再次提起这个问题时，廖静文坦率地补充道：“当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6岁，我们当时的生活很困难。但我也没有能力保存悲鸿的画，我想，捐献给国家，这些画都能得到较好保护。现在，我的孩子都独立了，他们也不需要我去负担，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