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之邀，将在5月31日为本报创刊85周年文化论坛‘飞越蓝海—文化脉动与价值创造’发表演讲。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畅谈宋庄艺术村的经验，畅谈不做‘艺评教父’做‘乡绅’，以另一种方式介入中国现实，在艺术、房地产与政治之间摆渡的日子。
再次到宋庄去拜访时，发现“教父”栗宪庭又搬家了。最新的居所就在红彤彤的宋庄美术馆背面，从宋庄美术馆后隔着一个水池有一排平房，就是栗老师的家兼工作室。
和他过去几个居所一样，这里的空间布局宽敞，他的朋友、访客和当地的艺术家可以自如地走访，与他交流聊天。有点像多年前，他也曾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圆明园画家村安家，也曾招待帮助过很多穷画家朋友一样。只不过，随着物转星移，中国加速对外开放，旧的经济体制改变，国际艺术市场冒出炒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潮，一些当年的穷画家成了身家殷实的富人。像岳敏君、方力均等人一幅画作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以几千万(人民币，下同，100人民币约兑20新元)落槌，早已不是新闻。
但栗宪庭还在帮助艺术家，而且是连评论都不做了，全副心思地在帮助艺术家“解决具体问题”。
他总是提醒说：“被媒体注意到的发迹的艺术家只是很少数，大部分的画家还面对着非常现实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消解后，过去依附在国家单位的艺术家游荡到社会上，社会上却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艺术赞助机制，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艺术家虽然有了各种艺术村可栖身，但艺术村也不能免于外力干扰，许多为生存、为表达空间而与体制发生的紧张与曲折角力，仍在无法避免地继续着。
“我现在已经不是艺评家，不是国际人物，不是一个全中国的公众人物，我就是在宋庄呆着，和艺术家聊天。”
打造宋庄成艺术家的乌托邦
“现在做房地产。”栗宪庭在居所大厅里，一边饮着茶一边自嘲。
宋庄位于北京东郊通州，距离北京市中心约20公里。从1994年开始，就有从北京西边圆明园画家村“逃离”的画家流落此地。1989年以后，独立于国家体制外的艺术家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艺术和政治的对立十分尖锐。到1990年代中，圆明园画家完全被警察强行驱赶，更多艺术家流落到当时仍十分荒凉，有浓厚北方农村气息的宋庄乡镇，警察不时上门查户口，问东问西。
栗宪庭2000年举家搬到宋庄的小堡村，原本是打算逃离艺术圈的纷扰，潜心读书写作，结果被当地艺术家的生活窘境所动，他全身投入关注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搁置了原本的研究计划。
“我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模式，和当地的生产结构有关系。”他说。
从90年代中到现在，艺术家的进入已经彻底改变该地区原有的生产结构。栗宪庭介绍说，宋庄下辖小堡这一个500多户人口的农村，艺术家每年租农民的房子的房租已经达到700万(人民币)，房租就维持了全村农民的生活。
艺术村还带动当地的服务业、餐饮业以及和艺术有关的画布、画矿、颜料销售产业的发展，形成整个产业链条。官方资料显示，宋庄这样一个乡镇还吸引5000名外来人口到当地打工谋生。
两年前栗宪庭推动建设了宋庄美术馆以后，现在他更进一步推动发展画廊区，将宋庄打造成一个艺术品的“出水口”。艺术家的画、创作可以通过商业交易等渠道流到市场，艺术家也能因此获得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
在他的构想中，一些名气大的，富有的艺术家可以投资于当地的画廊建设。与此同时，宋庄艺术村可以吸引建筑师在当地做实验建筑。
宋庄当地政府介绍，2006年，宋庄镇总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文化产业投资达3亿2000万元，全年利税3亿5000万，创历史新高。艺术家作品拍卖成交额近亿元。小堡村仅1300多人口，但2007年总产值3亿5000万，人均纯收入1万2000元，对国家缴利税1816万。
一种自由的得到，有时是以放弃其他的自由作为代价。
作为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在1980年代即声名远播。1979年，他担任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编辑，大力介绍“乡土美术”及“伤痕美术”，并推介“上海十二人美展”等。 后来，他以独立策展人身份推荐的几名艺术家、策划的几个国际展览获得极高知名度，赢得一名外国艺评家在专栏文章里称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
这个“教父”说，他现在成了“乡绅”，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样，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和当地政府一起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栗老一没有正式官职，二没有厚实身家，他能协助打造宋庄成今天的样子，靠的是乡镇政府对他的信任、经历学识，以及多年与中国艺术家共进退所建立的深厚情义。
60岁的栗宪庭对自己的角色有很多反思，从角色变化中体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西方社会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独立地存在，针对公共事务发言，发挥捍卫社会良心的作用。 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那样的选择吗?栗宪庭对此不表乐观。
“能否像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做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地发言，和社会没有功利上的直接关系?在中国不大可能。你自由发言谁会把你的言论给登出去?你有没有园地来说话?能不能畅所欲言?都是不能的。
“儒家知识分子，他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形成一套一套理论，他没有办法做出完整的理论来的。在中国我说，就是解决具体问题。你看孔子、孟子，他们很难说有一套完整的理论。”
栗宪庭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背后，是中国顽强完整保持了多年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在这套政治结构没有破坏之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先有一套理论，大家根据这个理论来建设现实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只要这个政治一统不解散，中国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有在解决具体问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访问栗宪庭，记者越来越听不到大块大块的哲学和理论，更多是他从生命体验中提炼出来的经验，里头蕴含着要求改变和涉入现实的热切期望，但同时对现实也没有幻想。他的身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做的选择，用他的话说，是“做得实事，迫使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停地往后退。”
像当年建设宋庄美术馆，上级政府两度命令拆除，艺术家和宋庄的地方官顶着压力保美术馆，不停与上面游说，最后高层终于发现艺术产业的价值而发布特殊政策，使宋庄成为北京第一批获批准的文化创意园区。但现在宋庄美术馆放映一些独立电影人的记录片，还是有公安部门找麻烦，这说明有些事改变了，有些事情只能说：还在改变中。
过去两年，宋庄发生艺术家和农民打官司的事件。中国的法令不承认农民有权将自家宅基地卖给城市人，早年把房子卖给艺术家的农民看到房价暴涨，就利用这一条状告艺术家要回房子。栗宪庭帮忙艺术家筹钱打官司，他相信一些存在问题的地方，现在法律上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就要推动社会想出其他方法解决，推动社会逐渐地制定新的法律，推进大环境不断变得更宽松。
问他中国融入国际，北京办奥运对艺术家的创作空间有怎么样的正面影响?他笑说：“这方面我说不清楚。到那几天，每个人都会失掉部分自由，何况艺术家!例如那个时候什么号的车子可以上街，什么时候不可以上街。这是共产党管理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这是他的优势。哈哈哈。”
而在现实中，他快慰的是，宋庄能出现这样一个艺术的乌托邦。
栗宪庭小档案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公认的“艺术教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和推介当代艺术，为新的艺术现象定名并做比较系统的研究，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及“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