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和你一样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的这批艺术家，似乎都将跨文化的身份作为创作源泉，你回来后会不会担心失去这种模糊的身份?
徐冰：我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又在这边教过书，有比较浓重的情结。我很希望为她做一些事情。这是回来的直接原因。更深的原因是受到今天中国丰富精彩的社会图景的吸引。17年前我离开中国去纽约，是希望在一个多元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做艺术，17年后我回到国内，这个决定同样也是对的。模糊的身份背景、跨文化的视野曾经让我们这一批艺术家在海外受到重视并获得了成功，但是我想，仅仅依靠模糊的身份背景进行艺术活动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正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阶段，整个社会在迅速流动变化，这种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极其前卫、极其理论，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所以，我要回来，回到中国为这个时代提供的大舞台上。
东方早报：你说中国现在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那么你对中国现在的艺术状况感觉满意吗?
徐冰：并不满意。中国社会在飞快地前进，可是，我们的纯艺术有些滞后。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当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参加展览的时候，西方人会十分有兴趣并感到震撼。可那并不是因为作品真的很好，他们受到欢迎是因为中国而不是因为艺术。
东方早报：能不能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教育进行一些比较?它们各自的问题在哪里?
徐冰：东西方的艺术教育表现不同，但是问题的来源其实一样。西方艺术教育是现代主义教育方向，培养出来的学生知道什么材料流行，也知道用什么方式展示、阐释自己的艺术。他们特别注重阐释，有专门的阐释课程。结果对作品不负责，却对阐释负责。这样教育方式教出来的学生，显得很职业艺术家，做的是标准的现代艺术。而咱们的艺术教育抱着现实主义不放，对当代艺术感觉有些紧张。而到了所谓学术层面上，却又是按照西方艺术史的书写方式来进行评判、归类。这是在艺术史写作的引导之下造成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艺术系统的问题。
东方早报：这样的职务肯定会对创作产生影响，你的时间会怎样分配?
徐冰：中央美院其实并不需要我的管理或者行政能力，我在海外成功的部分因素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和我自己的跨文化身份。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艺术的感受和我的艺术经历，跟学生和同事进行交流。我想给学生实实在在的帮助，加深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我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国内，在中央美院。但是我纽约的工作室还保留着，那边毕竟还有一些国际艺术项目要进行下去。这个职务对我的创作影响肯定会有，但是我认为好的艺术家是思想性的人，作品和展览或许少了，但是感悟、启发和灵感也许更多。现在我可以更加接近国内的状况。
观点
更迫切的并非谁当院长
对于徐冰回国担任教职一事，艺术界出现了很多评论。主流的观点是说，徐冰是一个观念艺术起家的人，他或许能给多年来显得有些保守的中央美院带来积极的变化。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也指出，徐冰熟悉国际美术发展的潮流并密切关注国内美术发展、美术教育的动态，他的到来将会对中央美院国际交流与教学、科研创作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出现。
批评家王南溟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就那么一些人，已经显得很单调了。假如还是让他们担任教职，教育出来的学生在创作中可能也很单调。这并不是直接针对徐冰，他认为当下流行的艺术家出任教职都会有这样的负面影响。王南溟认为，徐冰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对中国艺术教育糟糕的局面不会产生大的改观。因为现在主体的教育方式还是老一套的现实主义方式，中国艺术教育当然需要优秀的艺术家担任老师或者美院院长，更迫切的其实是改变整个艺术教育的纲领思路，并建立教学中的自我反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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