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后工业现代社会里，经过前期工业社会的大量基础性物质生产、社会财富的丰富积累后，面对社会内部各阶层的流动变化及社会经济的转型需求，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可持续深入发展的驱动力，以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提升各自的综合国力。于是各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发展的目光回落到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振兴、外销上，纷纷热衷于开掘本族文化在经济意义层面上的价值。
在利用文化作为资本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各国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济的优点达成了共识：首先，文化产业比工业产业环保，不需消耗大量煤、石油等自然资源，也不会产出污染物，符合人类对环境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观念；其次，可以提供新的工作岗位，缓解因为科技不断发展等因素而造成失业增多的社会矛盾，为工业社会的失业顽疾寻找新的解决之道；最后，新的发展道路带来新的机遇与成长，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提供突破点。在认识到发展文化经济的这些好处后，各国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大力发展这个新的经济领域。
这些年来，我国文化经济经历了从“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之路，北京是我国最早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城市。１９９６年，受首都研究界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观点的影响，当年１２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发布的《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发展方向，并很快引发其它城市（上海、深圳等）对文化产业的探讨和尝试。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概念和任务，随后，又将“发展文化产业”正式列入党的十六大报告。
我国以往的文化发展，是处于计划经济下的事业体制或者行政体制运行状态，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强调文化服务于政治，财政支持来源于国家，很少讲究经济效益，脱离市场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一些企业和个体，但仍然未脱离原有的框架，很难真正按照经济规律操作，使文化产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无疑对固守文化与宣传重叠、文化从属于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国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认识定式的冲击。
虽然叫法不同，但创意产业、文化产业这两个概念核心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操作，以此发展文化经济。但创意产业更偏重于智慧文化产品的产业链运作，创意成为其核心启动力，更强调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
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４年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包含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９类。北京市统计局在２００６年发布的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中则划分了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广告会展、新闻出版、软件和网络及计算机服务、设计服务、艺术品交易、旅游和休闲娱乐、其它辅助服务９大类。分类上差异主要由于社会分工进化程度和相关管理部门、机制不同导致的。
但与文化产业不同，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在原创环节，而不是制作环节。随着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大规模融合，出现了大量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交叉重合的领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方面，北京走在了国内城市的前列。北京于２００５年正式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在原有的产业化运作文化资源的概念上更加强调了人的智力资本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的应用，高附加值的创造使旧物换新颜，焕发新的生命力。市委书记刘淇多次谈到北京市在文化产业领域发展空间非常大，有优势，强调要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共北京市委九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积极发展文化企业，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努力建设全国的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画和网络游戏制作交易、文化会展和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使文化产业成为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规范市场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的管理，确保文化市场的繁荣、健康、有序。抓住奥运机遇，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会议确定２００６年为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年”。在２００６年，北京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设立高达５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于扶持重点产业产品、项目和产业园区的基础建设；正式对外宣布了１０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召开了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签署了１８４个合作意向、协议，总金额达３７．６３亿美元。经过１０年的文化经济发展之路的摸索，北京市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上，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指导及产业设计用以打造北京新形象、发展北京新品牌，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的发展重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提高，尤其中、东部一些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具有了文化消费的能力和市场，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不断高涨，成为拉动文化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城市经济发展中，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占很大比重，成为解决城市劳动力就业和提高ＧＤＰ的重要贡献。以北京为例，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北京市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大致如表①。
和北京一样，各省市纷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你追我赶地开始了地方文化产业理论建设与实务工作，声势浩大，从最初的学习经验到现在的摸索有效途径，出现了让人可喜的建设成果。
首先是对沿袭的靠政府养活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股份制改革，让他们由计划走向市场，单位进行改制、重组、整合，是观念更新、务实创新的文化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打造了一批资产规模堪称“航母级”的企业。大部分文化单位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不但稳住了人心，调动了员工积极性，而且成功开发了市场，培养了忠实的消费群体，在树立中国品牌的努力中使企业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有了更强的实力。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公司在２００４年改制后，创作速度加快，由以前两年一部戏变成四部戏；演出场次增加，由每年１００多场上升到４００多场；演出收入从２００３年的７７万元突增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０００万元。
其次，形成了一批数量和规模在世界上都较大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聚集区有益于降低交通成本和联络成本，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密切合作，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一般来说，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规划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大多在就要被弃置的厂房、仓库里，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的进入可以活化这些陈旧的区域，大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降低置换成本、提升区域经济。上海泰康路２１０弄的“田子房”、杭州杭印路４９号的“ＬＯＦＴ４９”及北京大山子的“７９８艺术园区”都是其中声名远扬的代表。
再次，地方建设结合自身实际综合竞争力务实定位，发展优势性、差异化产业，取得了可喜的地方经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云南模式”，令所有省份对之刮目相看。它并没有沿袭国内外大城市创建园区、动漫基地等产业之路，而是提出了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在保护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帮助穷困的山村富裕起来，缩小城乡差距。大手笔创新的舞台情景剧《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不仅带来了上千万元的票房收入，更拉动了云南的旅游业发展。
最后，上海在２００６年于国内率先推出的“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在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出现将产业的发展从概念推向了具体数字化指标，从而使得评估文化创意产业实绩、各类比较有了具体可依的分析工具，更清晰地看到发展强势和弱势。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重点表现为基础的硬体建设的大量投入，比如兴建各种博物馆、剧院、艺术中心等，对于关键性的软体创作的激励机制还很缺乏，流行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差。在消费上，除了将文化积极引入民生，让更多的人平等地消费到基础性文化，更应积极培养有一定文化鉴赏基础、乐于文化消费、懂得如何消费文化的消费者，使整个社会充满文化氛围，让大众方便地受惠于创意带来的全面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中。（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